□陈建新
当了近七年工人后，我考上了大学。年进大学时，我除了拥有当时一般青年工人都会拥有的手表和自行车外，还有一个比较值钱的个人财产，就是一只红波七波段收音机。这只收音机上海产，黑色机身，不大，适合于随身携带，但功能强大，中波能在中午时收到上海电台的节目，短波能收听到我以前没听到过的电台，有一段时间，为了练听力，我用它收听过美国之音的慢速英语。
收音机购买于年，我的发小吕君跟着上海电台学英语，受他的启发和鼓励，我也买了一本英语初级班教材，打算跟着学。为了收听上海电台的广播课程，我用一整年积蓄下来的60元买了这只收音机（那年我每月的学徒工资是19元）。广播英语教学，那个时代上海走在最前面，印象中浙江广播电台后来也开设了英语教学节目，那已经是我考上大学后。杭州到上海的路程大约在公里左右，直线距离可能更近一些，但我的收音机只有到中午才能收听到英语教学广播。好在我是机修工，工作上没有硬任务，所以，午饭后我都能偷偷溜到宿舍用一个小时收听节目。到了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不久，厂里的造反派夺了权，但派性斗争让工厂停了产，我有更多的时间收听英语教学广播。因为我的这次英语学习目的性不强，学完了初级班，我就停止了学习。初级班的内容很浅显，所以现在居然回想不起来学了哪些内容。记得高考时我的英语成绩是30多分，应该是学习半年的效果吧。学习过程中，当时插进来的*治性很强的两句英语，至今难忘。一句是“批林批孔”，英语是CriticismofLinbiaoandConfucius。另一句是“晋剧三上桃峰”，英语是ShanxiOperaPeachpeakThreeTime。
购机虽然是为了学英语，但我其实用它最多的是收听音乐节目。年后，因为解放了部分老干部，尤其是二号走资派邓小平重新到中央工作，文革进入第二阶段。年以《长征组歌》为代表，一部分文革初被否定的音乐作品复出，电台里除了样板戏，能收听到的音乐节目多了起来，收听这些音乐，成了使用电视机之前我最好的精神生活。进入大学后，我用这只收音机收听了更多的音乐和歌曲。
年是新时期音乐元年。从全国来讲，通过广东省，港台歌曲开始进入大陆，尤其是收录机逐渐进入千家万户，以邓丽君为代表的港台歌曲超越音乐“重放的鲜花”，受到很多年轻人的喜爱。进入大学校园的我们，当时还很少这样的先进设备，所以感受到的“流行音乐”风主要通过收音机收听，李谷一和东方歌舞团的年轻歌唱演员成了我们聆听的主要对象。李谷一的气声唱法，尤其是《妹妹找哥泪花流》，让我们知道歌曲并不总是那样雄壮，以前被批判为靡靡之音的唱法，其实是一种抒情唱法，已经开禁了。她后来一度受批判的《乡恋》，更是我们喜欢的歌曲。我的收音机在宿舍里几乎成了公共用品，一有好的音乐，打开收听，室友共享是经常的事。记得年，央广还搞了一个听众喜欢的优秀歌曲评选，评选出优秀歌曲15首，结果是在年初一还是年初二公布，我就是躺在床上用这台收音机收听这次评选结果的。
收音机不仅听歌曲，也听音乐。入校后，校园里刮起了西方古典音乐风。记得历史系教授毛昭晰先生在杭大校园开设过交响乐欣赏讲座，前去听讲的同学挤满了礼堂。当场播放的贝多芬《命运交响乐》音响效果虽然很一般，但还是让人如痴如醉。入校后的第二年吧，校园里还出现了交谊舞热，中文系的大教室曾经办过一两场舞会。同学们对跳舞很感兴趣，然而，到了舞场，却又不敢上场，哄笑着看那些舞者在场中央旋转，眼睛里充满了羡慕和微微的嫉妒。虽然不敢下场，但对交谊舞和伴舞的音乐熟悉起来了。我们还办过班级的舞会，其实是学舞会。女同学们似乎天生会跳舞，她们成了男同学们的老师，然而多数男同学即使被邀请下场，也是战战兢兢，身体僵硬得很。舞会结束回到宿舍，大家对舞曲的节奏有了点感觉。沈卫东在宿舍里年龄最小，但似乎对音乐的熟悉程度要高于我们这些大哥哥。岑宝康很激动，居然抱起小方凳，在宿舍不大的空间装模作样地跳了起来。从此后，我们对电台播送的交谊舞曲有了感性认识。我们这个宿舍是联合国式的，成员来自两个班。就对音乐的知识和了解，各有特长。赵建中对苏俄音乐情有独钟，大概这与他熟悉苏俄文学有关，柴可夫斯基、斯特拉文斯基、拉赫玛尼诺夫、肖斯塔科维奇等音乐家的大名他如数家珍，对我来说十分拗口的俄罗斯名字，他说得分外顺，与他说起苏俄文学的很多作家名字一样。毛国华特别喜欢越剧，这与他弟弟在越剧团唱戏有关。他尤其喜欢越剧中的尹派，这与我以前听熟的徐玉兰徐派唱腔迥然不同。空闲时，他常常会哼上一段，让我渐渐喜欢上了尹派。所以，收音机里出现尹派越剧，我也会听一段。
四年本科，这只收音机陪伴了我四年，直到大学毕业第二年，我儿子出世，我们俩拿出几乎所有积蓄，买了一只四喇叭收录机，这只收音机才宣告退休。为儿子买收录机，其实是弥补我少年时期的缺憾。我在买这只七波段收音机之前，听音乐主要是十岁时家里安装的广播。当然，除了革命歌曲与后来的样板戏，我与音乐的接触很少。有了收录机，不用完全跟着电台的节目走，有了一定的选择权，买一些磁带，就能随时听音乐。后来有了磁带随身听，接着是CD机随身听，现在是智能手机，网上的音乐资源也越来越丰富。然而，就我接受音乐熏陶的历史来说，这台七波段收音机，在我的生命中，影响最大。（题图由CFP提供）
作者简介：陈建新，年考入杭州大学中文系，曾当过工人、机关干部和大学教师，浙江大学文学院退休教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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