村里的稀罕玩意儿——收音机（作者：张少卿笔名藕根）
我出生在农村，是70年代的尾巴，正准备迈入80年代。那时候，东部的农村刚刚通了电，要说娱乐性的活动，除了大年几天的秧歌、高跷也没有别的啦，剩下的就是一年到头的伺候这些庄户，张嘴的要喂，不张嘴的从种到收，一片地要来回翻腾个三四遍。
我们村虽说不是死山沟，可没有一亩水浇地。旱地种庄稼得看老天爷的脸色，完全是靠天吃饭，所以十里八乡的姑娘不愿意嫁到这里来。农村人是穷怕了，挪就要挪一个好地界。
随着生活条件的提高，人们的精神世界也变得宽啦，除了正月的社火活动，隔三岔五的村里头还能看上几场电影，那可是惬意的事。
我的父亲是大队的书记，虽说是个干部，却和普通的老百姓没有任何区别，照样下地劳动。 不同的是每天除了忙地里的活计，还要忙大队里的事。东家种地挤了西家的垄，老王家打了老李家老小子的头，老刘家媳妇超生啦，总之有解决不完的事儿。我总觉得父亲就像是村里的一个垃圾桶，谁有烦心的事儿都往他这个桶里头倒， 让我觉得当队干部好的一件事，是大队闹回来一个收音机。
也不知道是配发还是别的地方捐赠，反正有了这么一个新玩意。随着收音机还有一个扩大器（功放机）、高音喇叭和包着红布的一个坐式话筒。为了方便通知大家一些开会事宜，这个新玩意儿就放在了我家。
为了迎接这个新玩意儿，专门腾开了中间大红柜上的东西，把它摆在中间，高音喇叭则挂在了村里 的一颗老榆树上。那时候没有几个台，每天到点就打开广播听新闻，一打开声音就通过电波传遍了整个村子。
干了一天活计的人们听到广播就高兴了，特别是后来有了单田芳播讲的评书《白眉大侠》，人们连饭也顾不得在家吃了。为了听得清楚，端上饭碗坐在老榆树底下听。有一次停电，到了评书的点儿，人们急得站在树下直跺脚。
后来，把广播搬到了新建的大队部，喇叭也就不响了，人们就好像吃饭缺少了咸菜，总感觉少了点滋味。
没过几年，市场上有小一点的收音机了，不用插电后头上的是电池，只要电池有电，拔出天线走在那里都能听。可是大多数人都买不起，再说想要淘换一个也不是那么容易。忽然有一天，又听见了久违的收音机广播声音，大家都很惊奇。原来是台儿上放羊的七爷爷托人闹回来一个收音机，听说是用了一个羊羔子换回来的。七爷爷没有娶亲，光棍儿一个，家里还有个老妈和侄子，人们平时都愿意到他家串门儿，有了收音机串门的人就更多了。每到评书开始，他就把收音机摆在窗台上，人们端着饭碗、打着赤膊来听评书，什么《童林传》《杨家将》，听的人们是如醉如痴。
又过了一年，我放学回家发现父母都不在，坐在大门口等着，天快黑的时候他们回来啦，爸爸骑着自行车，后面带着我妈，妈妈的怀里抱着一个收音机，这可把我乐坏啦！
听说也是用一个羊换的，是白鹤牌的，可以插电也可以上电池，分长波、中波、短波，声音要比单上电池的大，还清楚。
这个收音机伴随了我们很长时间，也给左邻右舍带去了很多的欢乐。特别是夏天的晚上，打开收音机就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，让人们有了更多的遐想。
随着其他电器的出现，收音机已被录音机、电视机所取代，我家的这台收音机也被移到了粱房里，但依旧用布包着怕进了灰尘。
近几年回老家又看到了这台收音机，轻轻打开包布，还是原来的老样子，插上电依旧声音洪亮。调上一个台，闭上眼睛细细的听起来，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年代。
可人与人之间好像没有那个时候亲密了，是看得多了，还是家家都有了，闹不清楚。
也许这就是变迁吧，回忆总是美好的，可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印记，也许现代的印记里没有那个时代的方式吧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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